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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選擇的方式歸類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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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新知搶先報

給大象公會的未刪節版原稿，萬字預警。再次衷心鳴謝大象公會的朋友們，是你們的支持，才讓我有動力寫完這種在碎片化閱讀時代吃力不討好的長稿。 「生化武器與其說是致命性武器，不如說它是恐嚇性武器。它們引起的恐慌與它們製造的傷亡是不成比例的。」 ——[美]Charles·Stewart 從非典到新冠肺炎，中國多次疫情中，都大量出現了認定病毒是人造武器——特別是美國製造的生化武器的看法。 雖然迄今為止的每一次病毒基因溯源，都有極強的生物學證據指向它們屬於自然界病毒變異的結果；但僅僅強調這一點，並不能打消很多人的疑慮——特別是在思維觀念受辯證法影響極深的中國，不接受實證性的科學證據是大眾的普遍心態。 因此筆者將在本文中，從利益得失的角度介紹生物武器的現狀，雖然很可能大多數人會拒絕接受這幾點： a. 在生物科技較為發達的主流文明國家，生物武器是一個已經相對過時的概念，大家都嚴重缺乏將其實際裝備、尤其是投放的利益驅動； b. 現階段主流文明國家對於生物武器技術的直接研究僅限於維持相關能力，目的在於形成對等報復能力、實現威懾性平衡； c. 在生物戰略安全領域，現階段落後國家對先進國家造成的實際威脅，遠大於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的威脅。 一切生物武器的運用，目的都是要誘發人為的傳染病流行。在人類歷史上，有意識的使用生物武器可以追溯到非常久遠的古代。 比如在僵持不下的攻城戰中，進攻方把屍體、特別是傳染病患者的屍體作為武器丟入城內，以期待傳染病的爆發摧毀防守方的戰鬥能力。類似的行為反覆出現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戰爭史中，歷史上相當多的大瘟疫由此而來。 ... 圖：黑死病一度導致30-60%的歐洲人口死亡 比如不少歷史學家認為，歐洲黑死病疫情在1347年的源頭，就是蒙古人對克里米亞半島的進攻——面對久攻不下的卡法要塞，蒙古人用鼠疫患者的屍體當成了攻城武器。 在沒有形成現代醫學體系的古代，大瘟疫的流行極難被有效的遏制。這會迅速導致社會秩序和經濟活動的崩潰，成為戰爭爆發的誘因；而戰爭對社會秩序的徹底摧毀、難以計數的屍體不能得到無害化處理，又會進一步急劇的擴散疫情。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戰爭、瘟疫、饑荒三者如影隨形、彼此交織難以分離，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就成為了屢見不鮮的大機率事件。 基督教文化中代表末日審判來臨的「天啟四騎士（瘟疫、戰爭、饑荒、死亡）」，一方面是長期歷史規律在宗教文化中的映射，另一方面也是古代人類在面對瘟疫無能為力時，極度畏懼和絕望心理的體現。 事實上在近代之前，由於人類極度缺乏清晰有效的防疫手段，即使是非常原始的生物武器，也完全有可能形成近乎亡國滅種的殺傷效果。哪怕是「健康人」自身，特定條件下都足以形成強有力的生物武器： ... 圖：即使是友善的共處，也足以引發對印第安人毀滅性的瘟疫 比如歐洲人歷史上畜牧的多樣化遠高於美洲印第安人，因此被各種動物感染的微生物種類也多得多。經歷了長期的淘汰選擇（扛不住的都病死了）後，健康歐洲人身上攜帶的人畜共患病原體種類遠高於印第安人。 在對美洲的殖民過程中，印第安人死於歐洲人槍炮的比例非常低，90%以上是死於外來病原體通過有意（故意將天花患者污染的織物作為禮物）、無意（友善共處）接觸所形成的傳染疾病。 和其它武器（比如槍炮）的發展大趨勢相反，隨著人類在生物學和現代醫學領域的快速進步，生物武器的硬殺傷能力在20世紀之後急劇下降，在今天已進入了歷史上的最低谷時期。 正因如此，二戰後絕大多數國家先後放棄進攻性的生物武器研發和裝備。這並不是源於道德的感召，而是它帶來的麻煩和風險，已經遠遠超出了可能的收益；以至於任何在政策制定時還能理性計算得失的大國政權，都不願意再在這個方向上投入過大的經濟和政治成本。 在今天，對於任何一個大國而言，只要它始終保持著對於軍事生物武器的警惕性以及防禦性研究；確保有效的報復性生物戰潛力，那麼它就不會真正面臨軍事打擊性質的生物武器威脅。 正相反，即使算入有爭議的韓戰，一戰之後所有具備報復性生物戰能力的國家，都沒有遭遇過生物戰；它們所真正遭遇過的生物威脅和災難，無不源於社會管理問題和恐怖襲擊。 任何由非生命物質所製成的實體彈藥，它的殺傷力都會隨著範圍的增大而急劇下降——單個的炸彈、炮彈，能裝填的炸藥或者化學戰劑就那麼多。試圖用常規和化學武器去完成戰略打擊任務，需要極為驚人的總彈藥數量——而這又需要規模極為龐大的軍隊來進行作戰和投放，它所需要的費用是任何一個正常國家的經濟都難以承受的。 ... 圖：長崎上空核彈爆炸的照片。核武器在40年代的成熟，使生物武器徹底退出了戰略摧毀力量的競爭 生物武器在20世紀早期提供了突破困境的希望——通過致病微生物在感染目標後的不斷繁殖和擴散，一顆炸彈導致一個城市的人致病、並死亡大半，是存在理論上的可能性的。 由此可以形成推論：擁有這種武器，只需要極少量的彈藥和小規模的軍隊，就足以形成毀滅性的威懾和戰略打擊能力。直到今天，殺傷能力上的效費比潛在優勢，仍然是生物武器研究者們不斷強調自身重要性、爭取更多經費投入的核心論據。 現代生物武器的研發，始於1900年之後的德法兩國——它們是最早建立微生物學的國家；隨後日本、蘇聯、英國、加拿大、美國等紛紛跟進。尤其是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席捲全球，導致2500-4000萬人死亡、迫使一戰提前結束，空前直觀的展示了生物武器在殺傷能力上的前景。 因此在1920-1930年間，生物戰理論發展到它的巔峰：各國試圖將其發展為類似今天核彈頭地位的戰略性武器，其打擊目標並不僅僅是包括平民的人，而是涵括農業作物、牲畜在內，致力於全面摧毀目標國家的整個基礎體系。 英國生物武器創始人漢基在1925年寫道：「以枯萎病摧毀農作物，以炭疽熱殺死馬匹，以鼠疫使整個地區而不單是軍隊受毒，這便是軍事科學無情進展的路線」。國內至今很多人吹捧的「超越常規界限的作戰理論」，和此類20世紀早期的西方戰爭理論相比，就是《讀者》式的抒情散文，不僅毫無系統性、嚴密性、工程性可言，就是拼想像力、拼下限都差得遠。 ... 圖：兩伊戰爭中，伊朗軍隊死亡數十萬人，而伊拉克的生物與化學武器合併導致伊朗5000多人受感染，而病死率在15%左右，造成死亡不到1000人。 但從1917年德國用間諜對協約國陣營的騾馬接種鼻疽假單胞菌開始，直到1984年兩伊戰爭中伊拉克對伊朗使用生物戰劑；現代生物武器從來沒有取得過預想中的殺傷效果，對正面戰場的最終結局均不形成實質性影響。即使抗戰過程中，侵華日軍面對毫無對等報復能力、也完全缺乏防禦能力的中國軍民進行的大量生物戰也不例外。 韓戰中美國是否使用了生物武器存在歷史爭議，此處按國內官方定論，推定美國使用生物武器。受限於近代的積貧積弱，解放軍的衛生防疫水平在50年代相當薄弱；比如由於個人衛生習慣普遍不好，痢疾流行非常嚴重。1958年，各軍區出現「無痢團」、「無痢連」仍然被作為重大成績正面宣傳。 而根據「美國侵略軍曾撒布帶有鼠疫桿菌的媒介物，並引起少數鼠疫病例，由於及時採取封鎖措施，有效地撲滅了疫情」等官方結論；可見美軍在朝鮮戰場上的「生物武器」，就算有也談不上什麼作戰效能，比起當時朝鮮半島的自然疫情並沒有顯著差異。 ... 圖：司維德洛夫斯克的炭疽氣霧泄露分析。蘇聯聲稱疫情是居民食用受自然界炭疽感染的動物肉類引發，但當地兩名醫生從克格勃的手中保存了組織樣本和醫療記錄，證實了死者死於吸入性的炭疽感染，而不是攝入食物引發的腸胃型炭疽。 ... 圖：炭疽感染，這張照片遠不能充分展示炭疽感染可能引發的慘狀——比如當它侵犯一個兒童的眼睛時。如果把那些案例照片放上來，這篇文章都無法通過審核。這種對大眾感官和心理的嚴重衝擊，正是生物武器臭名昭著、以至於持有和使用它，所需政治代價極為高昂的核心因素之一。 此外蘇聯的相關事故是一個極佳的講解素材：1979年，司維德洛夫斯克的生化武器工廠（代號「十九號大院」）因為通風過濾設備故障，導致武器級的炭疽芽孢泄露到空氣中，並大量擴散到城市內。 由於軍隊/軍工系統和地方政府互不隸屬，行政隔閡加上刻意的瞞報，城市官員直到一個星期後才確認突然爆發的傳染病是炭疽熱——這已經是生物武器襲擊中最理想的背景情況，在長達數天時間內，公共衛生系統的應急機制都運行在方向不明的低效狀態下，而人工傳染病順利的完成初期傳播擴散。 ... 圖：炭疽的孢子 這次泄露事故中，含有炭疽氣溶膠的氣霧導致近5000人遭受感染。但即使是未得到及時、針對性處置的情況下，僅依託二戰後的常規公共醫療體系支持，死者也僅有約70人，而且沒有24歲以下的死者——部分人甚至在數星期後才發病。 比如及時給予大劑量抗生素的措施，在該次事故中就起到了顯著的預防患者死亡的效果——當然一定程度上還要感謝李森科的辯證唯物主義生物學統治蘇聯幾十年，導致蘇聯生物科技一直是世界三流水平。 ... 圖：培養皿上的炭疽 這次炭疽事故之所以未造成很多人預想的殺傷能力，核心的要素有兩點。相對次要的一點是，炭疽的傳染和致病致死能力並不算太強。最主要的一點是在二戰之後，隨著微生物的繁殖和傳播模式被摸得越來越清楚，新的公共衛生體系建立，抗生素誕生並被大量應用；特別是細菌類的生物戰劑，其作戰效能被極大的抑制、並進入了人類歷史上的最低谷時期。 比如志賀氏菌導致的痢疾，在早年一直是戰爭中導致死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經常一場戰爭下來，因痢疾而死的人，遠遠超過刀劍槍炮下的亡魂。但到了二戰期間，它甚至連被當作生物戰劑候選對象的資格都沒有： 因為當時通常的衛生防治措施，就足以有效的應對這種疾病。實際上針對生物武器的有效防禦原則，直到今天都沒有超出二戰時期的理論框架基礎。 在美國1942年開始的生物戰研究中，加州大學的羅斯伯里和卡巴特兩人就提出了針對公民社會的三級防禦體系。 最基礎的底層防禦是建立起廣泛、完善的公共衛生措施，特別是對貧民窟這樣的底層人口聚居區域，實現接種等防疫措施的普及，消滅歷史上大規模瘟疫爆發的最大溫床。 次一級的中間防禦，是在各個企業、單位，建立常備或半常備的防疫措施，降低呼吸系統疾病和食物引發疾病的風險；其涉及到的大多數措施，在今天依然是標準配置，比如抗菌噴霧等各種消毒措施。 ... 圖：FBI危險證據響應小組演示操作流程，生物安全與公共衛生體系不可分離的理論認識，在二戰期間已經建立 最後一級防禦適用於緊急情況下，政府將調動/擴充包括各醫院在內的私營/公共衛生醫療設施以應對疫情。組織防空/消防部隊，實施對媒介（比如跳蚤/老鼠）的偵察和對污染的消除（噴灑消毒、焚燒垃圾等）。在各個單位和區域設置流動的生物戰醫療小組，這些小組會協同地方的衛生、警察、民防機構，執行各種必要的措施：比如劃定和維持隔離區，從危險地帶疏散未感染人群，分發口罩面具和藥物，接種疫苗等等。 只要能滿足這套體系所需要的前提——信息能通暢及時的上下傳達，基層的骨幹和群眾能在第一時間知情（知道發生了什麼）的情況下支持、並有效的主動參與（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做）防疫工作；在人類所知的範圍內，無論何種厲害的生物武器，或者是突發的自然疫病，都會被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內： 它們依然會導致一定數量人口的死亡，但已經不可能實現對於整個城市人口的結構性毀滅了——即使是在缺乏疫苗和針對性藥物的情況下。只要執法力量等社會秩序的基礎尚存，現代生物武器設計時的最初目標就無法達成。 ... 圖：對社會秩序的嚴格管制，是切斷疫情傳播的殺手鐧，但經濟代價非常高昂 這種應急措施絕非沒有代價，社會秩序的全方面嚴厲管制，必然帶來對經濟和正常生活的高度壓抑、破壞。基於這一點，生物武器的威懾性質實際上被完全改變了。 生物武器的最初研發目的，是要達到「只要我用了，我就能毀滅你整個國家的基礎，將你的國家化為焦土，數十年內難以恢復」的能力；但在二戰之後，它真正能實現的，卻是「只要我用了，你就要進入緊急管制狀態，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花費了巨大的代價，在實際殺傷效能上完全無法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而且政治名聲還極其難聽，這才是多數國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放棄裝備進攻性生物武器的真正原因——化學武器的名聲並不比生物武器好聽，但美國對化學武器的態度就完全不同，堅決不放棄裝備。 論傳播、論致病、論致死、論難以治療，在人類所知的傳染病中，炭疽即使是在20世紀5、60年代也早已排不上前列——合適的抗生素治療方案，可以將它的死亡率降到極低。 它依舊能成為各國生化武器庫的絕對主力，涉及到生物武器專家最不喜歡對外坦誠的兩件事：能合格成為武器的微生物少之又少，生物武器的長期、大規模維持極其昂貴。作為武器，它要兼具可靠的儲存、運輸、起爆擴散能力和環境適應性——散布後能耐受冷熱氣候和日照，這些條件足以剔除絕大多數微生物。 比如日本二戰期間，無法解決鋼製彈體在起爆過程中，炸藥的高溫高壓燃氣導致炭疽桿菌和跳蚤（攜帶鼠疫桿菌的媒介）被高比例滅活的問題；最後只能採用陶制彈殼，以減少炸藥用量——這使得炸彈在儲存和運輸中的安全性極差，根本不能說是合格的武器。 ... 圖：陶制外殼的石井炸彈，同期美國已經很好的解決了鋼殼生物炸彈的技術突破。舊日本軍的生物戰技術水平相當差，在戰後的秘密交易中，真正吸引美國人注意力的是大量的人體試驗資料，這是英美加在本國無法獲得的。 炭疽桿菌擁有微生物中極其罕見的環境適應和生存能力，它的芽孢能在沸水中存活數小時，在不萌發的情況下可以存活數十年——這是炭疽武器化的核心關鍵要素。 除去身份有爭議、經常被劃分到化學武器類別的生物毒素武器（比如蓖麻毒素）以外，生物武器最大的特徵就是，它們是活的生命體——無論是細菌還是病毒、又或是跳蚤老鼠，而且它們絕大多數都遠沒有炭疽桿菌這種變態的生存能力。這就帶來了生物武器最大的問題，儲存壽命非常短： 絕大多數生物武器的半衰期，都在幾個月到兩三年之間——對於一些特別短命的生物武器，三個月的儲存後，炸彈內的致病微生物和媒介就會死掉一半；半年後，就只剩下原來的四分之一。換句話說，生物武器廉價高效的前提之一，在於造出來馬上就要用出去——這在非戰爭年代顯然是不可能的。 ... ... 圖：生物實驗室教學，如何將孵化過程中的雞蛋製成雞胚 ... 圖：雞胚廣泛的用於微生物試驗和生產 特別是細菌類的生物戰劑，還可以用瓊脂、肉湯等形成外部的營養環境，通過大規模的發酵和濃縮來進行製取，每公斤的造價通常還在可承受的範圍內。 但是病毒必須依靠宿主細胞中的資源來進行自身的複製、釋放完整病毒顆粒；因此它的量產要通過雞胚或者細胞來培養，因此病毒戰劑價格比細菌戰劑要高出2-3個數量級，少輒數百倍，多輒上千倍——與之類似的還有立克次體類戰劑。 事實上要維持一個大規模的生物武器庫，儲備必須常換常新，費用驚人的昂貴。這進一步降低了生物武器的吸引力——如果十年下來都沒機會用上，無法迫使對手進入緊急管制狀態；那麼對手沒經濟損失，自己倒是要年年大筆大筆的掏錢，這到底是誰在承受生物武器的攻擊？ 阻礙病毒武器大規模裝備的另一個問題，源於病毒會出現頻繁的變異。這意味著一個不可迴避的風險：病毒武器一旦投放出去，它在外界的變異就是不可預測、不可控制的；即使是這種病毒的研製者，他手上的疫苗在將來有很大的機率會失效。 這一方面有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流感病毒，作為幾乎每年都要在冬春時節爆發一輪的病毒；至今為止，生物技術全球第一的美國也在很大程度上得靠賭運氣去預防。流感病毒有甲乙丙多種不同的類型，每一種年年都在變異，新毒株層出不窮。 由於病毒疫苗的研製周期較長，因此每年7-8月就必須開始提前預測年底爆發的流感病毒是哪些種類，並依此製造疫苗；這就導致疫苗的有效性年年都不同，運氣好了能超過90%，運氣不好也就是50%。 ... 圖：流感對中國人一樣威脅巨大，按照不同的統計口徑來計算的話，中國每年流感死亡人數接近9萬人 在非典出現後，不只是民間，國內學術界也有觀點認為它是人造病毒武器，比如徐德忠2015年出版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種病毒基因武器》。但這一觀點被國內持續近15年的薩斯溯源研究最終成果所否定： 2016-2017年，從在雲南偏僻山區山洞裡的菊頭蝠身上，找到了含有SARS全部基因組分的病毒毒株，證實了SARS病毒是國內本土冠狀病毒變異後傳播的結果。 國外敵對勢力要跑到一個中國人此前都聞所未聞、自己找起來都千辛萬苦的偏僻山區里，尋找病毒毒株並將其改造為生物武器，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徐德忠反覆強調的觀點，即「薩斯只流行了一年就再未出現，如此反常定是人為」，實際上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西班牙流感是豬流感的變異，此前從未在人身上發病過，此後也未再流行過。而那個年代的生物武器施放，還停留在靠特務進行人工接種和投放被污染食物的水平上。 更進一步的問題，徐德忠及持有相同觀點的人始終沒有提及過：那就是病毒武器的投放者，怎麼才能確保自己不受其害？ 要強調的是，冠狀病毒的分布遍布全球，一直在引發人和動物的疫情。以美國為例，人的上呼吸道感染有10-24%是由OC43和229E兩個抗原型的人冠狀病毒引發；養雞業最嚴重的疫病之一、雞傳染性支氣管炎也最早在美國發現；火雞藍冠病至今困擾著美國火雞養殖業；美國生豬養殖中，有50-54%的豬在豬傳染性胃腸炎的血清測試中呈現陽性……. ... 圖：冠狀病毒的核心特性之一就是穩定性差，變異頻率非常高 如果美國開發武器級的人造冠狀病毒，並將在中國釋放；那麼這種病毒最後一定會傳回美國本土——僅旅遊一項，每年就有好幾百萬人次在中美兩國間直接往返。 一旦由於不同種類冠狀病毒之間的重組（這是不可避免的），導致原有的本土冠狀病毒融合了人工病毒的傳染和致病致死特性（機率上完全可能），那臨時再做疫苗是絕對來不及的；輕輒畜牧業遭受重創，重輒人群遭殃。 而且這種反噬完全有可能是長期、甚至永久性的：致病微生物在傳播的過程中，有很大機率在新的地點形成疫源地。致病微生物在環境中落地生根，源源不斷的傳播給人畜。比如西尼羅河病毒被鳥類攜帶到美國加州以後形成醫疫源地，現在該病的傳播範圍已經擴展到美國大部分地區。 這也是70年代開始，世界市場經濟體系內的國家，都對生物武器、特別是病毒武器研發投入異常克制的另一個原因： 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人員和物資的跨國流通量太大了，病毒不會因為它是人造的，就和人講政治、講愛國、講正能量，它變異起來六親不認。這使得生物安全上，世界市場經濟體系內的國家都處於一種相互捆綁的狀態。 七：保持最低限度的生物武器技術研究，才是最合乎國家利益的做法 美國在1969年簽訂《國家環境保護政策法》，宣布永不使用生物武器，公開銷毀了庫存的數萬枚生物武器炸彈，分離並無害化處理了數百公斤乾燥炭疽桿菌和兔熱病病菌、7.3萬公斤麥鏽菌和900公斤稻瘟菌，相關設施凈化、設備拆除，連霍頓試驗場都變成了旅遊景點。 在這個基礎上，美國進而推動了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只保留防禦性的研究內容——蘇聯也是締約國。這種看似自我閹割的做法，給美國帶來了巨大而長遠的實際利益: 生物武器研發有兩個核心特徵，其一，進攻性與防禦性的研究是一體兩面；其二，軍用和民用的技術基礎高度通用。 保留防禦性研究的真實含義，就是不裝備、不使用生物武器，但不中斷對前沿生物武器的前沿概念和技術研究；一旦有足夠的必要性，依然可以快速轉型、完成實際裝備型號的研製。 ... 圖：B2戰略轟炸機這樣的武器，才是隨時能拿得出手的核心戰略打擊力量 而由此節約了大量的軍事預算，一方面可以轉移部分資金投入在其它實用性更強的常規武器研發、採購上；另一方面也給國民經濟進行了有效減負。 只要經濟具備足夠支撐力，美國的高校和企業就會不斷高速推進生物科技的發展並保持領先；這種優勢能夠在反哺經濟發展的同時，始終為美國的前沿生物武器研究提供不斷更新的技術基礎和人才資源，並為生物武器的隨時大批量生產提供堅實工業基礎。 除此之外，美國的做法還在國內和國際輿論上形成了顯著的政治優勢——這對當時深陷越戰泥潭的美國來說相當重要，而俄國正好可以作為反面教材： 他們直到90年代解體後都沒有停止生物武器的批量生產和裝備，但又不敢真正投放在戰場上，不僅耗費了大量的資金，而且還出現了79年炭疽泄露的醜聞，為之付出了非常沉重的政治代價。 直到今天，司維德洛夫斯克泄露事件，是全世界每一個專業研究生物安全、尤其是生物恐怖襲擊的人都必然要仔細分析和探討的案例；每一個研究過這個案例的人，都會深刻的認識到蘇聯如何遵守它親自簽署的條約、它如何對待本國的公民。 很多人一直喜歡簡單的把道德和利益對立起來，認定要追求利益一定要以違背道德為前提；但先進的思維方式、優越的制度設計下的決策，可以更好的實現道德和利益的共存互助——這是兩百年來人類文明社會最重要、最核心的進步方式。 從60年代開始，生物武器就長期處於一種強國看不上，弱國玩不轉的尷尬境地；這才是70年代初，生物武器被國際社會禁止的最根本原因。中國在90年代之後的生物武器相關研究，主要也是以補課為主。 比如美俄等國的標準生物戰劑中，都包括了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中國本土沒有它的自然疫情，就要在實驗室完成人工培育，進而掌握它的疫苗研發，形成完整的防禦/報復能力。 但隨著生物科技的快速擴散，獲得和研發生物武器的門檻被大大降低；生物安全的威脅，在其它方面卻開始顯著增大了。現在的主流文明國家，普遍都缺乏使用生物武器的意願；其一是全球市場經濟形成的生物安全捆綁，其二具備對等報復性的生物戰的能力。一旦失去這兩個條件，生物武器的使用可能性就會顯著提高： ... 圖：美國陸軍生物醫學研究實驗室的人員，打開含有炭疽的信件。炭疽信件事件一度搞得美國上下雞犬不寧，但造成的實際損失很有限 即使是游離在全球市場經濟體系外的極權主義國家，統治者再怎麼不在乎本國公民的普遍經濟困難和死亡比例，他們也必須畏懼斬首性質的軍事打擊。這樣的國家可能會研發、裝備生物武器，不過大多數情況下，也只是為了增加一些訛詐的本錢。 倒是那些認定自己不管幹什麼失去的都是枷鎖、最終會得到整個世界的極端主義組織和個人，比起這些國家要更為危險。在1970-2014年間，全世界有143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使用的記錄，生物手段出現了35次，絕大多數來自非國家行為體： 比如1984年，美國境內一個印度文化派生的邪教，為了阻止俄勒岡地區很可能對該教不利的選舉，從醫藥公司購買沙門氏菌並投放到多個飲食店面，導致近800人中毒。 但總體上講，恐怖組織和個人的力量依舊非常有限，他們的生物襲擊能造成局部的破壞和短時間的公眾恐慌，卻無法使一個國家處於長期、大範圍的疫情狀態，形成對國家基礎的沉重打擊——他們沒有能力去決定整個國家的防疫體系如何運轉。 ... 圖：豬瘟疫情在俄羅斯長期未能被有效控制，最終導致它的多個鄰國遭殃 近幾十年以來，在全球範圍內真正造成特別巨大經濟損失和死亡的疫情；比如危害養殖業的非洲豬瘟，直接危害人體健康的伊波拉，中東呼吸綜合徵等，都是在防疫體系未能良好發揮作用的情況下，自然疫情失控後不斷擴散，最終突破國境線、傳播到多個國家的。 這些案例中，沒有一個國家的防疫系統失能是因為恐怖襲擊、或者先進大國的陰謀破壞所導致。正相反，在全球化市場經濟的生物安全捆綁下，疫情往往會在落後國家完成前期的傳播和爆發，然後擴散到先進國家。真正對全球生物安全威脅最大的，根本不是生物武器，而是部分國家防疫系統的失能。 應對生物威脅最大的關鍵在於保持防疫體系的高效率運作，它需要以下幾個核心條件來作為支撐：暢通透明、不能被少數人所阻滯的多向信息傳播，專業能力、崗位配置、決斷權、責任劃分、利益導向五大要素良好匹配的人員組織架構，及時、充足的物資供給。 生物武器之所以被各主流強國邊緣化，是因為只有在對手的防疫體系癱瘓失能的情況下，它才能造成真正的災難性後果。但對手的防疫體系是不是形同虛設，這件事取決於對手，不取決於自己。 病毒不能擊敗防疫體系，只有人，特別是自己人，才能讓疫情擊敗防疫體系。 參考資料： 《醫學生物偵檢與防護技術概論》 主編：潘欣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恐怖襲擊應對手冊》 作者：[美] charlse stewart 《動物冠狀病毒病》作者：雲南省獸醫防疫總站 《防生物危害醫學》主編：楊瑞馥 《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種病毒基因武器》主編：徐德忠 《非典型肺炎冠狀病毒基因全序列》主編：印象初 《SARS冠狀病毒分子生物學》主編：楊光 《化學戰劑毒理學手冊》主編：[美] Ramesh C. Gupta 《日本侵華決策史料叢編 生物武器作戰》主編：[日]近藤昭二 《日本侵華細菌戰研究報告》主編：李忠傑 《災害救援醫學》主編：[美]Gregory R.Ciottone 《中國軍事醫學史》主編：朱克文 《2017國際軍備控制與裁軍》主編：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 《豬病毒病》主編：姚龍濤 《美國生物防禦》作者：田德橋 《生物恐怖防禦》主編：黃培堂 《抗美援朝戰爭衛生工作總結：野戰內科·衛生防疫》 作者：解放軍總後勤衛生部 《十年來細菌性痢疾的防止概況》作者：謝少文 《我軍菌痢、肝炎防治研究進展概況》作者：黃玉蘭 《中疾控傳防發〔2019〕 103 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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